五、近代历史新篇章，四川不乏革命家

1、保路运动抗列强，辛亥革命始四川

我们在四川东南部的内江市参观了千年盐镇——罗泉古镇，从古镇的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中，获到了意外的收获，了解了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这段重要历史。

1911年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中国社会的变革。辛亥革命前夕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使四川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发展成为武装斗争转折点的重要会议就是在罗泉镇召开的。1911年8月4日，来自四川各地的参会者以盐商身份作掩护，参加了由孙中山委托同盟会会员组织的“成立保路同志军，举行武装起义”的罗泉会议。这次会议推动了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是“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至少还要推迟一年半载。”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大炮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要赔款、二要市场，三要包括路、矿在内的资源。为阻止列强对川汉铁路筑路权的掠夺，一批开明士绅和留日学生上书四川总督，要求川人自办铁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四川铁路入他国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他国之日。”1904年，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提出“不纳外股，不借外债。”为筹措筑路资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方法，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米捐股、盐捐股与房捐股的股份。四川主要采用“田亩加赋，抽资入股”的办法。故此，全川人民不论贫富，大多与川汉铁路产生了联系。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逼迫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以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年5月20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了总额为600万英镑的川汉、粤汉铁路合同并以地方厘金、盐税做担保。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行为，使四川人民长期的心血付之一炬，激发出四川人民保路的热情。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省人民罢课、罢市，和平请愿，“拼死保路”。遍及西南各省的四川哥老会在此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在孙中山的鼓励和同盟会的联络下，参与了保路运动。罗泉会议之后，四川保路爱国运动转化成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部分。1911年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查封铁路公司，激起成都人民群情激愤，发起请愿。清军镇压请愿民众，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闻此，各地保路军揭竿而起，会攻成都，保路武装斗争全面爆发。大规模的四川武装起义，迫使清政府派遣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鄂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昌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机。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这段重要的历史，让千年的盐镇和四川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

2、国家危亡出英雄，巴蜀豪杰留青史

1）只为主义真的杰出革命家

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历史事件中，四川自贡市荣县的吴玉章和南充人张澜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吴玉章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在四川领导保路运动，在家乡荣县筹措粮饷，训练民团，组织民团北上攻成都。然后不失时机，在荣县宣布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之后他又赴内江，领导内江独立。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在1922～1924年，曾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思想。建国后吴玉章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他是我国杰出的革命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据熟悉情况的长辈告知，我的曾祖父当年负笈东渡，留学日本，归国后与同为荣县革命元老吴玉章有交集，共襄义举发起全川保路运动。

与吴玉章一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革命家与教育家的张澜，不仅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重要作用，参加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五四运动中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代他担任民盟中央主席，而且一生都与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紧密相连。他就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留长胡子的老人。

我们在南充张澜故里参观了张澜纪念馆和中国民盟历史陈列馆，全面了解了他的杰出贡献。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和空前的民族危机，张澜与许多志士仁人选择教育救国。他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广聘贤才，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朱德、罗瑞卿等都是张澜的学生。1926年，张澜就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倡导民主办校，主张学术与思想自由，鼓励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1938年，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澜在家乡南充创办了一所“有革命朝气和民主气息”的中学，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主政川北。在任期间，他革除旧弊、标立新尚，处处为百姓着想；他廉明清正，不谋私利，开明贤达，唯才是举。一时间，川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被百姓称为“川北圣人”、“布衣省长”。1917年，他就任四川省长，任职期间，他立即实行“去苛捐、克杂税，兴实业、反贪污，废除了百年的陈规陋习，使四川面貌焕然一新。抗战期间，张澜利用自身影响力，极力劝说四川军阀率兵出川抗战救国，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2年，红军从陕西入川，准备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张澜积极发动民间力量，迎接红军入川。当四川军阀杨森预谋歼灭红军的信息后，张澜马上派人紧急送信至红军指挥部。红军立即部署转移，得以转危为安。1941年张澜在重庆积极参与创建和领导民盟，主张实行宪政，反对内战。他一生清廉正气，两袖清风。在他的故居园内的清廉池边，有一幅张澜的“四勉一戒”立德准则：“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择自欺。”青莲池，寓意清廉，是张澜人生的写照。

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川渝陷入军阀混战之际，四川涌现了很多只为主义真的革命家，例如，我们敬爱的朱德元帅，是四川仪陇县人。他曾在云南陆军任宪兵司令官和云南省警察厅长的职务。为寻找革命真理，他远赴欧洲留学，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遗憾的是，此行中，我们未能如愿参观朱德元帅的故居。

四川籍的革命领导人还有很多，例如刘伯承元帅、赵世炎、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当然还有邓小平。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出身于天府殷实的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国家的命运有着高度的使命感，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抛弃个人的一切，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者，书写了近代中国摆脱西方列强欺辱、推翻腐朽封建政府的气壮山河的历史。

我们在四川广安参观了邓小平故居。然而，我们期望很高的邓小平故里却令人十分失望，不仅是因为陈列馆因在修建中而未开放，更重要的是，整个故里成为一个很大的商业景区，商业化味道非常浓厚。故居本身并没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内容。我们相信，如果邓公在世，绝不会赞同这种搞法的。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这是一个缅怀纪念邓小平伟大历史贡献的绝好机会。相信，失望的不仅仅是我们。

2）致力民族复兴的爱国知名人士

民国时期，在派系众多的四川军阀中，刘文辉是值得一提的人。他因反蒋而与共产党接触并合作，成为革命的同路人。我们在成都附近的大邑县参观了刘文辉庄园和刘文辉生平陈列馆。

天府豪门的刘氏家族中，刘湘、刘文辉和刘文采是这个家族最有代表的人物。刘氏家族因官吏辈出而权倾四川。我们从小就知道恶霸地主刘文采，却对大军阀刘文辉了解甚少，尤其是他秘密接触共产党，反蒋起义的历史更不清楚。刘文辉祖籍安徽，祖辈清初移民入川。1928年，担任四川省省主席和24军军长的刘文辉，曾希望“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1930年刘文辉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盟。1932年被侄子刘湘击败后，退往西康，任西康建省委员长。在西康时期，刘文辉致力推进教育、减少文盲，得到西康人民的认可。他曾说：“如果县政府比学校气派，就枪毙县长。”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西康面貌焕然一新。1935年在红军攻打泸定桥时，他为了自保，阳奉阴违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抗日战争时，刘文辉参与组织“川滇康同盟”，资助进步人士，接近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拒绝派兵参加内战。1949年，他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四川彭县起义，进而导致国民党部队纷纷起义，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刘文辉率领的24军宣布起义后，立即投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西康败退的战斗，为人民解放军全歼胡宗南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实现了西康的和平解放。

我们此行在巴中还参观了“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史迹展览馆。

晏阳初也是巴山蜀水养育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作为“乡村改造运动”的创始人，在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被认为是与爱因斯坦并列的“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陶行知先生并成为“南陶北晏”。他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信条，以“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为己任，以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着力培养民众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医治愚、贫、弱、私的历史顽疾，创造了举世认同的贫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体系。他在中国战乱的上世纪20～40年代，长期担任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分别在河北定县、湖南、重庆等地开展乡村贫民教育实验。50年代，他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他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今天看来，晏阳初所做的这些社会公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的国家目前已经解决了贫穷和卫生的问题，但是公民整体的道德教育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与我们国家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很不相符。

六、川陕苏区转折地、红军长征四川贡献大

1、红军川北建苏区，扩军养兵开新局

四川东北部的巴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这里留下了很多当年红军活动的印记。我们从位于巴中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苏区将帅碑林和曾经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恩阳古镇，零碎的收集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活动与贡献。

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鄂、粤、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于12月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在四川军阀二刘大战之际，乘虚而入，在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与群众基础非常好的川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两年半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壮大红军力量，掩护和接应全国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充分利用巴中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消耗敌人的力量。当地群众在红军作战胜利的鼓舞下，踊跃参加红军，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鼎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发展了23个县的革命政权，拥有土地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红军从两年前入川北时的1.5人，扩至8万余人，还有10多万人的赤卫队。毛主席曾盛赞川陕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1934年10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进行多次战役，打乱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有利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胜利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然而张国焘悲观的估计根据地与整个革命形势，忽视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要作用，于1935年3月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动撤出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4月四川军阀占领并封锁了嘉陵江。两年多艰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张国焘白白的葬送了。难怪当年毛主席都说张国焘傻。不过，长征之后，张国焘犯的错误可不仅仅是傻的问题。他的错误路线使红军损失了数万人的队伍，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伤害。

我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的恩阳镇，看到了很多红军当年留下来的标语石刻。这里还保留着当年苏区政府机构的房屋和标牌，例如“恩阳县列宁模范学校”。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的张思德当年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从诸多的政府机构标识牌来看，恩阳无疑是苏区的指挥中心地带。在昭化古城，我们也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当地退休干警自办的《红色文化陈列馆》。馆内展示了他珍藏多年的川陕苏维埃政府的书籍和货币模版等。

我们期望很高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却让我们失望。早已预约好的参观日期，前一天下午突然被告知关闭三天。不得已，我们硬着头皮按原定时间到纪念馆，好言好语说服了保安，得以进入参观。但是管理员却以午餐停电的理由，仅让我们参观一个馆就把我们轰出了出来。而这一个馆的内容也是官样文章，缺失了我们希望了解的对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全面客观的总结与评价。

在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们意外的发现了苏区将帅碑林。在静静的碑林园中，有徐向前题刻的“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李先念题刻的“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石碑、刻有2000多红四方面军将领名字的石碑长廊和烈士陵园。我们在陵园的墓碑前，肃穆的向他们默哀致敬。几十年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与蒋介石军队浴血奋战，保卫家园，但今天，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使他们的事迹与贡献，没有得到正面和积极的宣传，而仅仅在这不为人知道的地方，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一些墓碑。

2、红军长征两万里，浓墨重彩在四川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万里长征，是红军在敌强我弱被动情况下做出的战略转移。在两年的时间里，红军转战14个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战胜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在外有敌人追堵，内有错误路线干扰的情况下，到达陕甘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四川境内的行程最长，自然环境最险恶，敌我战斗最惨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穿越大草地这些辉煌的篇章都是在四川书写的。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的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15万四川人民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三个方面军的十多万人马，每天食用的粮食，都是四川人民贡献的。在地处高原、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甘孜藏族地区，红四方面军4万余人停留了5个月，红二方面军2万余人停留了2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当地藏民不仅协同红军作战，积极参加红军，收留和保护红军伤员，而且为红军供应粮食，帮助红军筹集大量的羊毛、羊皮和牛皮，解决红军的御寒装备。在康区，粮食和牛羊主要集中在土司头人和喇嘛寺等民族上层手中。红军在康实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提出“兴番灭蒋”的口号，放宽对了对土司头人的政策，赢得了大部分民族上层的拥护。甘孜会师北上时，甘孜藏民基本保证了红军每人带有10～15斤的粮食、每连有5～10头耗牛。据老红军回忆，红四方面军的30军88师，由于食物准备较充分，第二次北上过草地全师无一人饿死。然而这个作战勇猛之师走过了长征的雪山草地，却在1937年西路军西征的甘肃一场恶战中，多半战死至仅剩三个人。

数年前我们曾到过红军长征中经过的甘南若尔盖草原湿地和迭部县的腊子口隘口，参观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也曾到过红军爬雪山之后，开始过水草地的起点——四川阿坝州松潘。此行中，我们来到大渡河泸定桥，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景区参观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纪念馆详细介绍了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各场战役、各次会议，尤其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略部署与意义。在后有国民党十万追兵的情况下，一万多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夺取易守难攻的泸定桥，令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梦想破灭。

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毛主席对指战员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泸定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走雪山草地一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纪念馆的结束部分，总结了四川对红军长征的贡献和历史意义：1、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一个省；2、四川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的一个省；3、四川是红军长征中发生战役战斗最多的一个省；4、四川是红军长征中经历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地区；四川是红军长征中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成效最为显著的地区；四川人民为红军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

站在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和汹涌激流的大渡河边上，我们望着如今有铺上木板的铁索桥，想象着79年前，22名突击队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爬木板已被拆除的铁链勇往直前，冲过桥头的熊熊烈焰，胜利夺取泸定桥的场面。生活在今天和平幸福环境中的下一辈，应该缅怀英烈，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

在行程中，我们还途经川西夹金山北麓小金县的达维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地方，看到了会师纪念碑。正是在这里，已拥有八万人马的张国焘，面对一路减员，人员仅剩1.5万的红一方面军，权欲膨胀，决定南下，离开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令毛泽东“进入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然而，张国焘的错误判断和路线，导致了红四方面军队伍白白的在四川军阀的地盘上损失了一半的人马。

在四川内江，我们参观了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纪念馆”。范长江是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他于1935年间跨雪山、走草地、穿森林、过大江，追随红军长征路线采访，撰写了数万字的通讯，如《红军之分裂》、《从瑞金到陕边》等文章，及时客观公正的向外界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精神风采与罕见的人类奇迹。

七、百万川军壮山河、抗战烽火大后方

此行中，我们在成都大邑的建川博物馆参观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和“川军抗日馆”、在重庆参观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中国战区总司令指挥部旧址”、“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周公馆”和“重庆新华日报旧址”等，从纪念馆和旧址的大量图片和史料中，了解了在国民党正规部队，尤其是川军的抗战事迹和四川在抗战中重要贡献。

1、“为国家民族而死，死而无惧”

1937～1945年的八年全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年代，也是彰显民族精神与民族团结的时刻。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日的战略态势。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了22次大会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38000余次，消灭日军100多万人，阵亡将士380万人，师长以上将领阵亡人数达到282位。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顽强奋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川民众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兵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民国以来内战不息的四川大小军阀，在国难当头时，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前嫌。军阀刘湘率领30万川军分别从川北大道和川东大道出川抗战，奔赴前线。全川征兵350万，几乎每四个国军中就有一个川军。当年大约15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了抗日前线。这些头戴草笠、脚蹬草鞋、肩扛汉阳造的川兵，参加了大小战役28次，重大的战役，包括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和徐州会战等。虽然川军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中央军，但是川军作战顽强，誓死抗战，保卫家园的精神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令日军胆颤。川军在抗战中伤亡人数达64万人，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川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在抗战中牺牲的川军将领中，有川军第47军军长李家钰，1944年在河南陕县与日军激战中遇难；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在安徽广德，身陷危城，孤军无援，以身殉国；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在山东藤县亲自登城督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为团级军官基本全部在前线以身殉国。

在建川博物馆的“川军抗日馆”里，当时的《大公报》特约记者范长江在1938年1月写的一篇采访22集团军军长邓锡侯的战地报道引起我们的注意。文章中写到：“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过渭河上游；姜维久伐中原，始终未出陇南一偶之地。如今，川军横贯千里外，勒马泰山边，，西望巴蜀，东指日本扶桑三岛…四川军人之光荣，实在是从古至今所未有的事！邓锡侯说，你说得对，我们从上到下，官兵都晓得这是打国仗，为了抗战远出家门，不惜战死沙场。”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民众对川军的赞赏：“川军讲规矩，不扰民，深受老百姓喜欢。川军弟兄多穿草鞋，雪地冰天的，老百姓心中不忍，纷纷送来鞋袜，官兵感动的大哭落泪说，这辈子当兵打仗，从没遇上老百姓这样关爱我们…,我们去为国家民族而死，死而无惧。”

我们感谢樊建川能够收集如此之多的珍贵照片和史料，真实的反映抗战中川军的贡献。在博物馆的大厅，我们看到樊建川说的这样一段话：“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令人佩服。

2、陪都、前沿、大后方

抗战爆发后，随着我国其他主要产粮区的沦陷，四川成为全国仅有的粮食物资供应大省，为前线提供的军粮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量三分之一以上。承担了大后方经济建设重任的四川，抗战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工业和交通建设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和人员支持，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黔、川滇、川湘等公路，先后从四川征工250万人以上。在万般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四川百姓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他们夜以继日的生产军装被服和军火枪械。嘉陵江航道、川陕公路等交通要道上随处可见运输部队运载军用物资。

山城的重庆，由于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的天然屏障这一优势，在三十年代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就开始为作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进行调研和建设。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蒋介石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用途》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颁布。12月，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940年重庆被确定为陪都。武汉沦陷后，随着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开展工作，重庆成为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和前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重庆成为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

在重庆作为陪都的数年间，曾持续五年半遭受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伤亡人数达3.9万。然而，重庆人民并未屈服。待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重新回到地面顽强工作和生活。据有关书籍的统计，战前，重庆开工的工厂仅有45家。到1945年，开工的工厂数达到1694家，97%的工厂都是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其中，在重庆遭受轰炸最为频繁、残酷的1939～1941年，重庆开工的工厂为战前的11倍之多，在空袭减少的1942～1945年，开工的工厂，为战前的15倍之多。[注13]重庆是一座战火中涅槃的城市。

战时首都的重庆，随着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和外交中心的形成，四川容纳了全国最多的西迁工厂、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和包括中央银行印钞厂的金融机构，而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重要基地”。重庆和成都见证了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增长、工业发展、金融业的持续和文化繁荣。据统计，为躲避战乱，约有1000万人口从各主要城市迁入西部大后方； 48所高校迁入，占全国高校的44%；400多家工厂迁入四川；100多家金融机构迁入重庆…。如此大规模的输血，使大后方的工业基础得以活跃和巩固。

在抗战期间，四川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重庆合川人）是无数为建设抗战大后方和民族振兴做出贡献人们中的突出的人物。在1938年武汉失守时，他亲赴宜昌，冒着日军狂轰滥炸的弹雨，在40天的时间里，将滞留在武汉的3万多难民、10多吨机器和军用物资全部抢运入川，为国防工厂内迁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挽救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卢作孚的壮举，被赞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在抗战时期，对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包括建公园、医院、图书馆，帮助晏阳初在重庆建成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是故宫文物却损失甚微。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万箱、近百万件国家珍贵文物，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最后集中重庆，东归南京，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在十余载的流离颠沛中，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这其中凝聚了多少爱国人士的心血，这近2万箱文物就是卢作孚用自己民生公司的船，走长江水路送到重庆的。当时集结到重庆的很多文人，包括陶行知、李四光、郭沫若、老舍等，也都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到达重庆。民生公司的船还运送了数百万川军出川抗战。毛泽东评价卢作孚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新中国成立时，卢作孚拒绝了朋友让他去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劝告，而选择了留在大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却受辱含冤服毒自尽。

国民政府在战后对重庆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故能安度危艰，获致使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灭。”

我们在重庆，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首都三个对外办公地点中的两个：周公馆和《新华日报》总馆。周公馆是以周恩来名义租赁的南方局所在地，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会见社会知名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民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在周公馆的展览上看到周总理当时说过的一句话：“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1940年设立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机关报，是在南方局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第一任社长是潘子年。1946年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负责《新华日报》的工作，他利用报纸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抗战前线的消息和广大人民的正义呼声，使《新华日报》成为“暗室的明灯”。《新华日报》被毛主席高度评价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在抗战结束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文章的分量很重，是中国共产党对四川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和四川人民的贡献的充分肯定。1947年《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无理查封。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也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的地址。[注14]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分社改为西南总分社。我父母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西南工作团南下后，父亲就在西南总分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北京总社。团友们特意陪我在这幽静的院落里观看了展览，借此缅怀新闻前辈。我们还特意找到《新华日报》宿舍转了一圈。虽然没有任何曾经的记忆，但这毕竟是我出生后生活过的地方。宿舍院里还保留着曾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

八、战略纵深造核弹、隐姓埋名扬国威

上世纪50～6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中国政府果断做出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在各种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老一代爱国科学家们以其高度的使命感、专业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在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滩和川北三线深山中的科研基地，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无数困难，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我们数年前曾在南疆参观了罗布泊西端戈壁滩上建成的“两弹”研发马兰基地，此行我们在绵阳梓潼长卿山脚下参观了“两弹城”。这是继青海之后中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902基地。“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等八位杰出科学家及张爱萍将军都曾在此工作。他们在这里先后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小型化和新一代核武器的科技攻关，筑牢了国防基石，挺起了民族脊梁。观看有大量珍贵照片与真实史料的展览，令人心潮澎湃，震惊、感慨和感动。“两弹城”展览详细介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国际形势的背景、为维护国家安全研发核弹与氢弹的决策过程、参与核弹研制科学家的生平和贡献、他们工作与居住环境等。

令我们震惊的是，新中国是美国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打算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原因就是朝鲜战争是美军第一个失败的战场。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1954年曾多次说过：“为使我们的代价（朝鲜战争）不至于高昂，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1955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核武器一旦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人民生活不得安宁。

令我们感慨的，一是当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与魄力。1955年，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毛主席当时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有可能。”在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能做如此决策，有如此预见，是伟人的魄力。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是掷地有声：“搞了不用也得搞，不然没法踏实过日子。”——朱德；“制造原子弹，当然要花很多钱才能搞，但是为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自卫，不搞不行。”——彭德怀；“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陈毅；“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张爱萍。多么豪迈和有骨气的话语。二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勇敢担当与付出。在两弹研制的整个过程中，从研制地址与科学家的选择到核原材料的解决；从苏联援助的变化到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从每一次实验的准备到实验失败的教训总结..等，周总理和负责核弹研制的国家领导人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张爱萍等将军都亲自过问、事无巨细的关心着每一个阶段的进展和科学家的情况，遇到重大情况，及时协调和处理，绝无推诿。[注15]十分巧合的是，陈毅、聂荣臻和张爱萍都是四川人。

令我们感动的则是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事迹。一是在核弹研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众多海外归国的爱国科学家。在1999年国家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中，有21位是从海外回国的。他们其中有我们听说过的王淦昌、赵九章（我国人造卫星之父）、彭桓武、钱三强、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钱学森（我国导弹之父）、陈能宽、孙家栋、周光召等。他们都是在海外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在并不知道美国高层的核威胁与中国高层研制核武器决策的高度秘密情况下，却能强烈的感觉到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国家命运的感召，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冲破各种阻力回到祖国。他们将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中。读朱光亚当时写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每一句都浸透着发自心底的家国情怀和伟大抱负，令人十分感动。相信，也会让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汗颜。二是所有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了不泄露国家秘密，都是远离家人、与外界隔绝、隐姓埋名，常年工作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将一生都献给了国防建设的伟大事业，无怨无悔。

负责核弹理论研究的邓稼先，1958年在接受研制任务的当天晚上就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照顾家和孩子了。他说，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1985年，邓稼先被检查出肠癌。在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时，他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望着飘扬的国旗，他说：“如果有来生，我还要走这条路。”临终时，他留下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的太远。”邓稼先的事迹仅是无数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爱国科学家中的一个。在看过“两弹城”展览和美国去年拍的《奥本海默》电影后，我们十分感叹，美国能够拍出他们的核弹英雄电影，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我们完全能够拍出更丰富、更精彩的“两弹”电影，教育下一代。今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下，享受着现代化的舒适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无数前辈前仆后继的艰辛付出和他们的贡献。

九、人文自然聚都市、乡村治理换新颜

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都市，其天府之国的文化氛围、休闲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应有尽有的美食选择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人们流连忘返。每一次到成都，都会有新的发现。此行，我们不仅感受了都市的繁华、欣赏了成都附近的四姑娘山风景，而且看到了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现代版的实践成果。

1、文化资源积底蕴、 雪山熊猫显特色

作为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2300年有建城文字记载历史的成都，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城市之一。古蜀文明的神韵、天府文化的内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润泽、战时大后方的积蓄、三线建设时期人才与物资的汇聚、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等因素,使成都成为名胜古迹聚集、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味道浓厚、时代个性鲜明的现代文明城市,展现出其无穷的魅力。

从代表古蜀文明的宝墩、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到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川西的第一道观——青羊宫，到道教圣地的青城山；从纪念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到唐代诗人杜甫的成都居所——杜甫草堂；从始于商贾、发命于官府、完成于军阀时代、留下当地人满满记忆的百年金街——春熙路，到清朝时已成规模、现在为成都年轻人喜爱的宽窄巷子…,承载了厚重历史与充满现代气息的成都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景点和可以慢慢品味的街巷。

此行中，我们除游览了上述多处地方外，先生和团友还陪我还到成都文庙后街——我们祖居大院的所在地转了一圈。尽管曾经的大院落如今早已被政府部门的大楼所替代，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痕迹，但是到父辈曾经生活的地方，多少也是一种欣慰。

我曾从伯父的文章中看到他对他们年幼时居住环境的描述：“文庙后街，当时至少有五个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阀之家。紧靠我家的东邻，由刘文辉属下的一个师长居住，对过的大院，乃军长王瓒绪所居。我家处于这几个各路军阀包围之中，其被淹没或蚕食鲸吞，殆是迟早的事。”[注16]我父亲自从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成都老家。他在世时，从未向我们提及过祖居。

但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我未能到成都华西坝——曾经成都燕京大学的旧址去看一下。抗战期间，燕京大学于1942年从北京迁至成都，其在成都的校舍是利用华美中学和启华小学的建筑，男生的校舍在文庙附近。我的父母就是在燕京大学迁入成都时，于1943年进入燕京大学的。1946年他们又随燕京大学返回到北京。虽然当年的成都燕京大学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是如果能光顾一下，还是很有意义的。

成都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其历史的厚重，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成都是唯一能够看到多座雪山的现代化繁华都市，能拍摄到与城市景观同框的远处巍峨雪山，还能很容易的参观到竹林中的国宝大熊猫基地。

杜甫那首脍炙人口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层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其中“西岭雪山”就位于成都市大邑县境内，离成都仅110公里。此外，位于川西高原小金县的四姑娘山距成都也仅175公里。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距成都市中心仅10公里。

我们此行游览了离成都不远的四姑娘山景区和大熊猫基地。“蜀山皇后”之美誉的四姑娘山，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作为青藏高原东缘极高山山岳景观的代表，有丰富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和现代冰川。主峰海拔6250米，是邛崃山脉的最高峰，也是仅次于贡嘎山及其卫蜂群的四川第二高峰。我们非常幸运，参观景区这天，老天爷非常给力，蓝天白云，能见度很高。在景区的最高点——红杉林，置身于蓝天下巍峨雪山环绕的红衫林中，十分震撼。在海拔3490米的隆珠措，雪山倒映在湖泊中，在阳光的照射下，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与白色的雪山相衬，构成一幅美丽的油画。我们静静的坐在湖边，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在人参果屏站，我意外的发现了幽静的阿来书屋。推门进去，除了图书管理员外，竟无他人。阳光明媚的书屋内，窗外的风景与窗内的环境相融合，堪称完美。整齐的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籍，大都是很有品位的与旅行有关的内容。在如此高海拔的雪山脚下，能设立这样一个有文化创意的书屋，主人真是独具匠心。遗憾的是，团友未能光顾，他们着急赶车，错过了这个独特的景点。

在景区外，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地质博物馆。因无人光顾，博物馆内灯光都熄灭了。我们进去找到了管理员，开了门和灯，不仅参观了展览，更是在展览室内惊喜的发现了一个最佳观望四姑娘山景观的大窗口。估计这是在有领导光临时，专门为领导准备的观景地方。坐在椅子上，从窗口向外望去，远处的四姑娘山与山脚下的楼房同框，清晰可见。展览内容也很丰富，从四姑娘山的起源、地层构造、自然地理环境、冰川堆积地貌等到大量拍摄四姑娘山的精彩图片。

已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被誉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我们虽在北京动物园看过，却没有在它们的家乡——四川看过。此行我们特意安排了大熊猫栖息地的参观项目。2006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建立最早、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援助的13个中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中最大和最著名的一个。大熊猫的栖息地涵盖成都、阿坝、雅安和甘孜4个市州的12个县，面积9245平方公里，生活着全世界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人工繁殖大熊猫的重要来源。

我们参观了成都附近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基地，我们有幸在几个馆里看到了懒洋洋的熊猫，或是吃竹子，或是趴着睡觉，虽是可爱，但是身上都脏兮兮的。此行熊猫研究基地的参观体验，让我们感觉很失望，主要原因为：一是景区面积非常大，游客需要行走很远才能从一个馆到另一个馆，且没有明确路线指引，很不方便；二是熊猫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层次太低，不仅满足不了我们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相关知识的愿望，即使是一般的科普水平也过于肤浅，整个博物馆的布置完全像是儿童乐园；三是熊猫的生活环境脏乱，观看室内熊猫的玻璃很脏，影响照相的效果；四是整个景区管理理念落后，每次上摆渡车都要扫码，非常不方便；五是景区过于商业化，商店多，主要是招揽小朋友的生意。我们仅仅参观了一两个馆，就结束了行程。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对这里的管理感到诧异和不满。不顾国家土地资源稀少的国情，将国宝商业化，是对成都独特资源的浪费，也是成都大熊猫基地的悲哀。

庆幸的是，我们在成都对我爸生前好友范叔叔夫妇的探访，补偿了我们在大熊猫基地的失望。范叔叔和夫人金阿姨都是我们尊敬的新闻前辈。曾经是新华社四川分社主任记者、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的金阿姨，也是四川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和新华社第一任“熊猫记者”，在她3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曾经有六年陆续与熊猫接触。她深入川西高海拔的深山密林，记录和报道大熊猫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生育繁殖等，拍下了数以千计的熊猫照片。金阿姨是第一位完整拍摄到野生大熊猫的女记者。1986年，新华出版社与瑞士一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可爱的大熊猫》画册，以5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其中大部分照片是金阿姨拍摄的。1987年纽约科学院授予金阿姨荣誉奖状，从此她被誉为“熊猫小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金阿姨，举止高雅、笑容可掬，她给我们展示了这本珍贵的熊猫画册，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全部是她自己拍摄的熊猫照片像册。94岁高龄的范叔叔，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述四川的历史和故事，还亲历亲为，给我们端茶倒水，他将金阿姨撰写的“密林巧遇醉熊猫”一文的复印件给我。与范叔叔和金阿姨的见面，让我们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更加肃然起敬，能在父辈的祖籍之地拜访父亲的好朋友，并在熊猫的栖息之地近距离的与著名的“熊猫小姐”交谈，使我们的此次四川之行大为增值。

2、茶马古道换新颜、现代文明新乡村

我们在成都附近的浦江县参观了乡村示范治理的典范——明月村，成为此次行程中的一个亮点。明月村是隋唐时期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皈宁驿站。因有优质的泥土资源，又受临近邛崃邛窑的辐射，明月村从唐代就开始发展了制陶技术，明清时达到鼎盛。明月窑传承的“邛窑”烧陶技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2008年的地震，使传承多年的制陶窑倒塌断烧。2012年民间的陶艺师经过调研之后，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修复邛窑的报告，建议保存文脉，重修老窑。在政府的帮助、民间陶艺人的专业指导和当地百姓的努力下，邛窑烧制技术得以保存，“明月窑”的品牌继而创立。以此为文化基石，2014年，浦江县政府成立了“明月国际陶艺村”，同时引进文创产业，吸引文化艺术家进驻明月村，成为新村民。这些艺术家在明月村建立了有创意的“草木染工作室”、“乡村篆刻传习所与篆刻艺术博物馆”、“艺术咖啡馆”等等。老村民将自家闲置的房屋出租给新村民，收取租金。“文创+乡村引擎”为导向的乡村振兴发展，为明月村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收入，而且使乡村面貌改观。更重要的是，明月村通过引进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使新的理念和外来活力成为传统产业创新的动力。旅游合作社的创立，政府财政、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出资入股，参与分红，三方共担风险、共享收入，保证了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老村民的观念逐渐改变，新村民的投入带来活力，乡村的整体文明水平得以提高，城乡差异逐渐消失。

如今这个700多户，2000多人口的明月村，拥有7000多亩的生态竹林、3000多亩生态茶园，40多家民宿，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不到5000元，增加到38000多元。

我们从入住的明月村民宿的优质服务、村讲解员的得体介绍、设计优雅的陶艺室和画室、村民自制的陶艺品与蓝染制品、生态茶园、每户人家充满生活和艺术气息的美丽院落，感受到明月村独有的乡村魅力。明月村的垃圾分类自助投放点和环保银行的设立机制，更是让我们从中看到明月村民超过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系统的生态环保机制，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在明月村的所到之处，都是养眼的绿色、干净的街道和清洁的流水。在与讲解员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强烈的感受到明月村作为乡村振兴的典范，其乡村治理模式是十分先进和值得研究的：一是其股份的集体所有制是制度上的创新；二是在股份制度的设计上，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不任性；三是对资本的进入做出了了约束与限制；四是建立了可持续的人才吸引机制。明月村让我们看到了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和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现代版蓝图与实践。

十、未来发展新定位、历史延续新征程

四川与重庆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自然资源和历史贡献，在今天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战略腹地新使命、资源丰富新动力

2024年2月，国务院对《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批复了一段话：“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如果了解四川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贡献，如我文章前述，这个定位并不奇怪。历史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贡献，是今天四川作为战略腹地的注脚。在当今我国面临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重新确定四川“战略腹地”的定位和使命，被赋予了时代的意义。

不论是从相比于其他地区更为安全的地理环境、更为丰富的资源储备，还是从其拥有的更为强大的工业实力看，四川都是最为合适的战略备份城市，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到民国以致抗战的各个时期的统治政权，在战乱期间都将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而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主动。深居内陆、群山包围、物产丰富的四川，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发展，如今具备了更充足的条件成为国家的战略腹地。

电力与能源是维持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资源之一，而水电则是既可再生，又环保的优质发电方式之一。四川凭借其第一、二级阶梯交界的地理位置和足够的地势落差，加上丰沛的雨量与河流数量，成为“中国水电第一大省。” 2023年四川省的水力发电量达到总发电量的75%，是全国唯一达到如此高比例的省份。2021年的数据显示，仅四川省一个省的水利发电量就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位居全球第三。我国的西电东送工程也是基于四川的水电。2022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的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也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水电站，不仅是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中国在长江上建成的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四川的天然气与其他能源资源也非常丰富。2023年四川天然气的产量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五分之一，中石油天然气产量的四分之一和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11%。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白色石油”、新能源的关键配料——锂，四川拥有的锂矿资源占全国总量的57%，中国每两块锂矿，就有一块来自四川。其他矿产资源的储备，包括钛、铁、铜、铅和锌，四川也都位居前列。

四川是仅次于东北黑土地的大粮仓。粮食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十。2023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718亿斤，创下了26年的历史新记录，不愧于“天府粮仓”的称号。四川的盐产量也常居全国前列，且为无污染的自贡千米井盐。生猪和食用油产量也是全国领先。粮盐肉油这些人类基本的生存物质，四川都有足够的储备。

在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四川的工业更提供了现代化的可持续应对危机的能力与底气。四川是我国核技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重要的军工科研生产基地。成都的战斗机、新都的国产客机、德阳的重型装备、绵阳的电器和国防科技、雅安的锂业、遂宁的新能源…轻重工业、民生军工，一应俱全。我们参观过的绵阳，不仅遍布世界顶级的国防科研单位，并催生出无数军民融合的大企业，而且是中国唯一的科技城。以绵阳为总部的长虹，如今是集军工、消费电子、核心器件研发与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跨国企业集团。四川的工业实力是既能造洗衣机，也能造五代机。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2023年，四川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9800公里，高速公路覆盖县达146个，高速公路出川道达32条。此外，四川既有成达万、渝昆、成渝中线等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项目，还有加速城区域接的地方铁路项目。纵贯德阳、成都、眉山和仁寿的长150公里的天府大道，也将继续向南延伸，经自贡，过泸州，最终到达重庆江津，而成为一条串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快速通道。在四川旅行期间，当我们行驶在叠嶂山峦的公路上、几乎每两分钟就要穿过一个山体隧道时，我们不仅感受到在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四川建设公路的艰难，也领略到四川作为战略后方的特点与优势。

2、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枢纽新篇章

2024年2月，国务院对《重庆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的批复是，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从文字上看，重庆与四川的战略地位表述不同，实际上，四川与重庆山水相连，曾是同一行政区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将四川作为大后方，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就是基于四川从地理安全、物产丰富、重庆的水路便利等综合因素，做出的整体战略决策。处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既是山城，又是江城，不仅是整个西南地区航运网络的总枢纽，而且是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武汉的重要港口。近代，四川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物资运输，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水路，源源不断的运到重庆，再由重庆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国输入中国的“洋货”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生产的物品，也是溯长江西上，先运到重庆，再以重庆为集散地，通过水路运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地。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清朝时期，重庆就已经是内陆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重庆的对外贸易往来占据优势。抗战前的重庆，无论在工业、商业或是金融业和市政建设方面，在西南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战时的首都地位，更进一步使重庆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建设以及乡村建设等方面大大提高。抗战期间，重庆汇聚了全国的精华，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重庆，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成为第四个直辖市的重庆，因具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自主权，在各方面的改革效果尤为明显，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今天的重庆，在水路优势的基础上，全面构建了中西部领先的交通枢纽、物流开放平台体系和功能丰富的铁公水空立体口岸体系。目前，重庆有7个综合保税区及4个配套的保税物流中心，比深圳的6个、上海的6个、广州的4个还多；境内长江岸线长达600多公里的重庆，还拥有7个开放口岸，数量位居西部内陆第一。2023年重庆完成了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优越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优势使重庆成为首个拥有“五型”物流枢纽的城市。已部分建成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承载着集散、转运和分拨等多重功能，是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谱写着重庆作为国际枢纽的新篇章。

2017年开始启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目前国际班列线路已达62条，这些线路不仅辐射了18个省的69个城市，138个铁路站点和100多个国家，更连接了近500个港口，构建了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陆海双向开放，充分发挥了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有力的支撑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西部连接世界的重要通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改革与创新的推动下，重庆的发展有目共睹：在家庭消费品生产方面，重庆的电脑笔记本生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的份额；手机的生产量占全国的14%，仅次于广东。重庆还是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的2023年，重庆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的“重镇”之一。改革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战略实施靠保障、文化凝聚软实力

相对于自然资源与硬件设施的软实力，是承载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时间积累、凝聚的文化和精神的体现，是通过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和规制力。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成功的完成了数百家工厂、文化教育和政府机构的内迁，是基于政府对战局判断的担当、有效组织和民众的抗日激情。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将大批重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也是基于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政府的有效调动能力、国有企业的支持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共识与奉献。从抗击蒙元，清军入关的宁死不降，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到抗战救国的出兵百万、三线建设的援助全国，在关乎国家危亡的生死关头，四川人民都冲在了最前面，展现出坚毅不屈的意志和民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文化凝聚的软实力，是浓厚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民族振兴意识的积淀。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民众的支持是有效运作各种资源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当今天我们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改革的艰难局面时，空话和假话的发号施令与八股官样文章，不足以令百姓信服，也形不成有凝聚力的文化；靠躺平来回避困难、规避责任的官员更不可能赢得群众的支持与尊重。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成就与荣耀，都是由于有无数负有强烈国家使命感的前辈们的无畏精神与无私奉献。他们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争和建设年代，创造出人类的奇迹，是我们国家强大的基础。国家软实力的支撑，是战略有效实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今天，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当我们缅怀这位为中华民族以彻底觉醒开启伟大的创造与变革时代，让曾经落后西方数十年的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并加速迈向现代化社会的伟人时，我们更应该以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迎接各种新的挑战。

此次川渝之行，我们从巴蜀文明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璀璨之星；从古盐道和茶马古道的历史看到巴蜀人民的坚韧与开放；从茶马古道上的古城镇看到川渝的文化底蕴；从川渝的自然地理位置看到其作为战略后方的历史必然；从川渝的历史贡献看其丰厚的资源优势和四川的人民爱国、奉献、敢于担当和拼搏的精神；从川渝今天生机勃勃的发展和所赋予的使命，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从淳朴、厚道、实干且有思想内涵的川渝人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从流淌川渝境内永远川流不息汇入长江的大小河流，看到川渝生生不息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2024年7月24日

请继续阅读《道通四方 川流不息（上）——游巴蜀大地 品天府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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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3]：参阅：唐润明著《衣冠西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迁移》一书

[注14]：新华社重庆分社：新华社在重庆经历了分社-总分社-分社-记者站-记者组-支社-分社的历程。1946～1947为新华社重庆分社（新华社在国统区三大城市分社之一）、1949～1954为西南总分社（新华社在全国的六大总分社之一）、1954～1962为新华社重庆分社）。

[注15]：参考陶纯、陈怀国所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

[注16]：摘自《唐振常文集》第三卷

其他参考书籍：

其他参考书籍：李贵平著《历史光影里的茶马古道》、黄剑华著《古蜀金沙》、黄剑华著《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田闻一著《川军出峡》、《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等